国际妇女节全称“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在中国又称“国际劳动妇女节”、“三八节”和“三八妇女节”。是在每年的3月8日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 

在不同的地区，庆祝的有所不同，从普通的庆祝对女性的尊重、欣赏和爱意到庆祝女性在经济、政治及社会领域的成就。由于这个节日一开始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发起的政治事件，这个节日和众多国家的文化都有融合。

国际妇女节是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庆祝的节日。这一天，妇女们做出的成就得到肯定，无论她们的国籍、民族、语言、文化、经济状况和政治立场如何。从那以后，国际妇女节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妇女节日，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来说都具有新的意义。日益发展壮大的国际妇女运动，通过联合国四次妇女问题全球会议得以加强。在其推动下，纪念活动已成为一个号角，号召协力争取妇女权利和妇女对政治经济事务的参与。

中国首度公开、正式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在1924年3月的广州，上午11时大会正式开始，由广州工读学校校长沈慧莲主持。之后何香凝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讲，介绍了“三八”妇女节的由来及纪念它的意义，痛述了广大妇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鼓励妇女坚决地走“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和妇女自求解放的道路。”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和口号。廖仲恺也前来助兴，并发表《国际妇女日的性质》的演说。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也应邀参加并讲话，支持妇女群众运动。与会妇女群情激昂，“打倒外国帝国主义”、“排除纳妾和一夫多妻”等嘹亮口号此起彼伏。当时正是**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从1924年中国人**次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以来，该节日己经成为了国共两党领导中国妇运的重要场域。“三八”国际妇女节代表革命传统及其作为中国百年妇运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

1949年以后，《人民日报》每年发表“三八”国际妇女节社论，该社论成为了“由全国妇联主持的代表国家行为的‘三八’节大型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自大革命以来，以“三八”国际妇女节为重要载体开展妇女工作的传统在新中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195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北京、上海都组织了妇女抗议美国武装占领日本的示威游行，上海据称是10万人大游行，这两场大游行分别登上了《新中国妇女》第19，21两期的封面。 “这两个大规模妇女集会是两地妇联建国后组织的**重大妇女集会。这样的活动显示的不仅是中国妇女的爱国主义，预设的观众也并非仅是美帝国主义。组织者和参与者都会明白，作为单一性别的妇女示威活动，她们显示的是新中国妇女的威力，观众可以包括所有依然歧视妇女的中国男女。”即便在新中国，对于妇联这样的官方妇女领导机构而言，借助“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具有鲜明性别属性的节日的活动来展示“新中国妇女”这一集体政治主体，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1960年以来对“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的评选与表彰活动，更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女劳模”为象征的“新中国妇女”形象赋予了更明确的性别属性。“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评比活动始于1960年，1960年1月29日《人民日报》提出了评比标准。而1960年2月15日的《人民日报》通知中进一步指出该评比活动的意义在于，“全国妇女一定要人人树雄心，个个立大志，争取成为红、勤、巧、俭的社会主义劳动妇女，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家建设计划，为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1960年3月5日，由全国妇联等9个团体和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表彰和鼓励一万个（实际是10002个）“三八红旗手”（6305名）和“三八红旗集体”（3697个）的广播大会在北京举行。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这个广播表彰大会之盛况**，“从边疆到内地，从沿海到山区，我们辽阔广大的祖国就是广播大会的会场。参加大会的有一亿二千万以上的各族各行各业的妇女。”

虽然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全国妇联业务工作在文革期间基本停止，《人民日报》从1967年开始不再发表“三八”社论。但以康克清、邓颖超为首的中国的妇女工作**们的努力，使这一传统在1973年得以恢复，这与中共重建妇女组织、再度重视妇女工作的进程完全契合。1978年3月4日，全国妇联在**召开首都各界妇女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座谈会，在文革期间中断的“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评选活动在1979年得以恢复 ——使得1924年以来，“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重要场域的传统得以继续。

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年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确认普通妇女争取平等参与社会的传统。1997年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请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历史和民族传统习俗，选定一年中的某一天宣布为联合国妇女权利和世界和平日。联合国的倡议导致为实现男女平等建立了国家法律框架，并且提高了公众对于迫切需要在各个方面提高妇女地位的认识。